三种发展方向及模式

2016-2020将是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关键的五年，2016也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00年（1999年底）进入人口老龄化，2000-2010的十年，我们并没有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010-2015的五年，这个产业才刚刚开始真正被重视。

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全社会才在“世代延续的家庭养老真的有问题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面对人口老龄化是无法抗拒和逆转的历史趋势。这应是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第一页。第一页翻过去了，2016将进入第二页，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做，如何用最低的代价和成本解决更长期更复杂的问题。因为长期持久，所以必须考虑代价和成本。

首先是发展方向和模式，也就是如何定位。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一个省相当于西方一个国家，区域相异之大及多层次需求决定了养老产业发展需要设计出不同模式。是否可以设计出以下三种发展方向及模式：

第一层，农村及边远地区采用北欧模式，用国家税收支持及偏重社会福利方式加速缩小与城市的距离。农民是中国最底层的人群，很多留守老人们陪着孙辈过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悲惨生活，国家力量加大支持无疑是最现实最可行的。

第二层，中小城市采用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德国模式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偏重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发挥协同作用，用中等成本解决多数中间群体的养老问题。

第三层，大城市重点发展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美国养老模式，用中高端成本满足中高端群体的需求。

虽然三种模式在三个层面都有混合与交叉，实际上是无法严格割裂的，但这种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定位会让每个人容易找到自己的养老定位及安排，便于一些不适宜在大城市养老的人群向周边疏散和流动。养老成本，不论今天还是未来，一定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医疗资源配置能够跟得上，这种布局就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普通百姓来讲，过去一直依赖政府养老，现在说不行了，要靠自己和社会养老，要以房养老。怎么才叫靠自己？如何实现靠社会？能否把“社会化养老”这个概念解释得更清晰更精准些，是市场需要的，也是老年群体自我规划晚年生活的前提。

其次，在宏观政策层面，支持养老产业政策会继续出台，但能否落地仍然是一个难题。难题破解的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清晰划分与界定。中央把握大方向，地方出台实施细节，中央解决立法立规，与地方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地方有权自主运作，也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目前现状是中央35号文件出台之后，地方全部出台了配合中央35号文的文件，但长得几乎是与中央的一模一样，细读哪一条都不明白具体什么样，企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问地方政府谁也说不清楚。猜测中、疑问中、困惑中、朦胧中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水多深，也不知石头在哪儿，这就是市场现实。

顶层设计在多个方面有望推进

立法立规

2015年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成都青岛六个城市出台了居家养老/社会化养老服务地方法规，这是养老服务专项法规零的突破，对产业发展有重大意义。2016各地政府将会效仿陆续出台同类法规，但创新性可能不大，懒点的直接搬过来换上名头即可。中央/国家层面立法立规能否有所突破不敢期望太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本来就不能涵盖养老产业的方方面面。立法先行，产业再动，是被国际经险证明了的，也是“想明白了再干”的佐证。要想不走歪，线先划出来。而我们目前是立法滞后，产业先行，这种反向操作也可以说已经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的健康稳定有序。当然，中国是一个可以在没有法，甚至无法无天下野蛮生存的国度，法制观念淡莫的现状可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产业规划

2016年最令人期盼的应该是养老事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将为今后发展定位定格定调定律。在历次国家经济发展整体规划中，养老所占笔墨都比较少，份量有限，可能与老龄化程度不够严重有关，相信此次比重会有所提高。制定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组中负责养老板块的是北大李玲教授，她是中国医改方面的专家，主张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本质。李教授在养老方面虽发声不多，但我相信也一定会有很多建树。认真研究解读《规划》是我们2016上半年重要任务之一。当然，能否解读出点干货、新货，我们并不知道，希望吧。

社会保障

近几年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和完善方面还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老年群体的三大保，社保、医保、大病保覆盖面越来越广，不同阶层保障的逐步转轨合并使我们对国家目标也看的越来越清晰。未来这个国家每个人只有一个符号，公民。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与尊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对养老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外国老人敢于花钱消费，中国老人不敢花钱消费，除了文化，观念等的不同，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是重要原因。没保障就不敢花，有保障就敢于花。

照护保险

老年群体第四保，长期照护保险，在中国是否需要？社会共识已达成，需要且十分必要。但如何操作的问题目前仍在探索中。老年长期照护独立于医院医疗之外，成为一个独立项目近年呼声很高，这也是国际经验对我们的启迪。长期照护保险体系构建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第一个就是钱从哪里来？即筹资模式。目前是医改学“三明模式”，照护保险学“青岛模式”。最近又杀出了一个“南通模式”。“青岛模式”是医保中分流出照护险，类似“德国模式”，“南通模式”是政府企业个人共担，更像“日本模式”。不论哪种模式，符合中国国情、地方地情是最重要的。地方地情有时比国情对于国外模式的借鉴植入更重要。换句话说，全球各国无论哪个方面的养老相关模式，植入中国可能都会有用武之地，只是无法对一个国家整体适用。2016年老年长期照护保险的试点工作还将继续，但全面推出的可能性不大，因其复杂程度可能不是我们普通百姓可以想象出来的。

政府与市场

政府对养老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与坚定，从过去的大包大揽走向全社会共同承担，从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走向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从大政府小社会走向大社会小政府。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和改变，也意味着企业甚至每个人都将获得更多更大更可能的发展机会。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不是未来，克强总理在想尽一切办法促使政府转变职能，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现在中央的决心力度很大，问题是到了地方政府，在真正的实施层面阻力是比较大的，所有的阻力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益。当官就是为了利益，不为利益为什么要当官，这种心态在中国官员中应该不是少数，现实版的焦玉禄应该是少数。但是，既便阻力再大，困难再大，转变仍在继续，趋势不可逆转。不论周期多长，最终结果是确定的。

纵观美国养老产业发展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到今天，70多年的时间，也是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政府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阶段，市场主导阶段。中国目前正是处于上世纪中叶美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初期。这个阶段是最难最纠结最痛苦的。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

目前中国现状是，政府想交给市场，又舍不得手中权力，放出一堆空头支票的政策，缺乏实施的具体办法。市场方面，心态没有接的准备，能力没有接的准备，物质没有接的准备。为了迎合政府企业做了很多，政府需要用“床位数”作为养老业绩指标上报，开发商就积极配合做“床位数”，所以近两年跑马圈地大兴土木为“床位数”而战是如火如荼，一片繁荣。

“十二五”规划目标是每千名老人30张床位，按照9073比例，目前2亿老人应该有600万张床位。以目前的速度到本年底“十二五”收官600万张床位数的任务应该有望完成。换言之，3年前不到300万张，3年后到达600万张，每年约100万张的高歌猛进只为完成指标？至于使用情况如何，近50%空置的现状，因不在政绩考核之例，所以与我无关？两年前我们一直在批评开发商以“养老”为名忽悠政府拿地搞房地产，两年后发现事实上不是开发商忽悠了政府，而是政府忽悠了开发商，让开发商替自己完成了政绩，至于之后你的死活与我无关了。从这个结果上看，开发商的结局有点悲惨，给自己挖了个坑。房地产去化率如此艰难，加上一顶“养老”的帽子，日子也并没有好过。当然，开发商也不是傻子，政府为了让开发商进来，也会给其它一些好处和条件，比如搭一块好的商业用地等等，既便养老赔了，其它地方也赚了。最终真正受损的是社会资源。

美国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应对策略是立法与规划，制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游戏规则。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美国颁布了《养老地产法》，鼓励开发商建设养老社区及设施，并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养老地产兴起，无论是早期的美国太阳城还是后来的CCRC，是美国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养老地产规划，在什么地方盖？是否有市场有需求，盖什么样的，谁来运营，如何提供服务？这些都是政府在与企业的沟通谈判协商中完成的，政府需要保护社会利益，企业需要保护自身利益，两方努力找到平衡点。目前中国市场缺乏这样的沟通，政府行政命令难以达到政府预期效果。养老本身是微利行业，不给优惠政策支持，市场为什么要接？政府想做裁判员，需要先培育出运动员，自己才能脱身。这一切关系的处理只有在立法保障下才有更好的效果，谁违约都有法可依，谁上台下台都必须履行原来的义务。没有立法保障，养老也能做，但周期就会漫长，过程就会复杂，效果就会打折。因此，2016年政府与市场在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加强沟通就显得十分重要。相信局部会有突破，但整体仍在焦灼。

营利与非营利

做养老，非营利是社会认知的主流，因为非暴利行业，但为什么还有营利性的存在？当全民小康、社会公益事业、社会福祉事业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愿景及目标时，其经济基础的要求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国家“长久持续稳定的有钱”成为可能。其上层建筑的要求是公民意识的建立，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的完整，即公民社会。此种前提下，养老在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文明的标志，自然是以非营利、公益性为主，例如当今的北欧。

但“长久持续稳定的有钱”这件事本身对一个国家的挑战性极大，谁能保证做到？北欧模式目前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有钱不一定有公民社会，有公民社会不一定有钱，两者都有成就了今天的北欧，两者都没有是中国今天的现实。中国GDP虽总量全球第二，但不能人均，一人均就不知道下滑到哪个位置了，而养老又是一个人均、人人、家家的普遍性问题。所以，在中国社会现状下，既缺钱又缺公民社会基础，营利性养老的存在也自然成为必然。营利性养老项目，不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纯粹靠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求得生存，收益可分红，资本可进退，养老地产可作为抵押物。除了服务质量必须达到政府要求之外，几乎所有其它一切基本与政府无关或不在政府视野内。因此，自由经营、自主经营、远离政治、远离政府，是目前很多养老企业的真实心声，也是选择营利性模式的首要原因。

其次是中高端群体真实需求的存在。贫富差距已经拉开，专注中高端是有市场基础的。

第三是资本运作的可行。目前问题焦点是政府的态度和心态，对营利性是否给予明确的肯定和支持。虽然我们看到了在行政事业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上，非营利全部免除，营利性减半，但政府从未真正正面肯定过营利性养老存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很多地方官员的态度就是“你有钱就自己干呗，干嘛还需要找政府？”政府的态度对企业影响也许有限，企业不会因为遭到冷眼而停止自己的脚步，但问题是对市场会有极大的影响。做养老就是为了赚我们的钱？政府是不会支持的，因此市场产生抵触和反感，这对很多营利性企业是十分不利的，对产业发展也是有影响的。

中国过去习惯了吃政府免费午餐，老百姓花自己的钱总是不情愿。在调研中也经常听到“老了政府、单位还能不管我们啊？”这样的声音。如果政府真的管不了了，是否应该让老百姓认识到自我规划的责任？中国特点就是老百姓喜欢相信政府，如果政府认可营利性养老也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是应该受到承认和尊重的，给个名正言顺的名份，市场反应也许完全不同。

目前很多大央企国企做养老，多数定位中高端，而且高举高打，到底是营利还是非营利？很多项目操盘手回避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事实上，从产业发展及中国现实看，简单的从营利非营利角度区分进入者已经不能全面准确的代表和反应中国的养老需求现实了。2016年虽然营利非营利的纠纷仍在继续，但企业应该清晰认识到，如果坚持做营利性，就不要花太多时间研究政府关系和政策，那是非营利要关注的事情，营利性的关注点应该在市场。因为相对于非营利，营利性更是依靠供需关系决定生存，而非政府关系决定生存。有人愿意每月付2万元进入你的机构，可能还一床难求，你就真正赢了，有没有补贴还重要吗？

商业模式的突破与延伸

谈到商业模式，最核心部分自然会想到产品/服务模式、盈利模式和营销模式。传统商业模式集中回答，我做了什么，用什么样的价格，以什么样的方式卖给你，钱收回来了即成功。过去在店里卖给你，现在在网上卖给你；过去自己扛回来，现在给你送上家门；过去我必须买你制作好的，无论我是否喜欢是否适合我，现在我画个我想要的，你给我做出来；过去你说什么是什么，我全然不知道，现在我随时随地可以弄清基本信息，有能力与你辨解。这就是“互联网+”及现代商业模式的伟大突破和成功，让世界更扁平更轻松，让使用者更有尊严更便捷。

但是，这些成功突破不是养老产业商业模式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与养老的核心问题不在一个频道上。养老，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和一种社会事务，核心问题在精神而非物质，具体体现是社会公信力。商业更多的是物质交换，养老更多的是精神交换。商业注重经济效率，养老注重社会效益。商业体现在马斯洛需求理论宝塔的底部，养老则体现在顶端。商业多与营利性相关联，养老多与非营利相关联，而非营利的价值中枢就是社会公信力，是人们可以信赖的一个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方力量。

什么是公信力？简单说就是全社会对其信任的集中度和趋同性，主要包含政府公信力、企业公信力、媒体公信力、个人公信力四种。过去30年是抢钱时代，聪明人抢到钱了，笨的人没有抢到钱。聪明人用破坏资源、破坏社会秩序、破坏道德底线获得了成功（当然不是所有成功者），四种公信力在中国基本全军覆没，几乎没有人敢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好人和公平。

养老产业的起步恰好踏在了这个时间点上。社会变革猛烈到来，一切需要重新开始重要构建。物质已不是问题，看我们新建的养老机构养老社区是何等的漂亮舒适，但这一切都无法挽救和弥补社会公信力和道德的重创，伤口需要漫长的愈合期。因此，现阶段养老产业的商业模式应该从传统要素中走出来，突破固有定律及思维，走向公信力。

得公信力者得天下，失公信力者失天下。公信力与企业大小、实力大小、名气大小丝毫无关。也可以说，当今所有人所有企业所有组织在公信力重塑上是在一条起跑线上。养老产品、养老服务、养老团队、收费模式、经营模式、营销模式，无一不在公信力的重构视野中。忽悠，不断夸自己或所在企业机构如何如何好，参加什么会议了，与哪些大人物握手拍照了，拿到了多少奖项奖杯了等等，你会发现这种自我营销手段其实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不是公信力的构建，也不是大众所能相信的。这种营销方式只是在营销自己、营销产品、营销组织，与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百姓谋利、道德重建没有半点关系。因此，2016年养老企业同质化的突破，商业模式的突破，差异化的显现会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们，不在硬件，不在规模，不在背后东家是谁，而在于社会公信力。这是核心价值，是核心竞争力，是真正无法或很难超越的东西，也是养老产业发展最需要的。

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当年134亿“星光计划”的失败是今天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最可借鉴吸取的沉痛教训。“星光计划”初衷是好的，每个社区建一个活动站，开展各种社区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最终结果是建了站，报了喜，故事便结束。后面没有跟踪，没有管理，没有运营，关门的，改为商业的，出租的不了了知。“星光计划”告诉我们：一，政府投资建设社区服务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二，政府只投不管不运不监等于白投；三，社会力量想跟着政府走做点事，但不知做什么怎么做，机制问题、责任问题、实施路径问题没有解决。总之，政府在项目设计之初缺乏完整细致规划和可持续经营策略，也证明了政府单枪匹马是做不了这种大面积广覆盖的社会工程的。

在养老问题上也同理，政府的角色和职责是“治理”而非“管理”。治理，一个是治，一个理。治是统治统筹，战略层面定方向定大政，理是理顺，理顺各种关系，明确各方职责，汇聚社会资源，为落实实施奠定好基础。政府是要告诉社会，这个国家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干、应该怎样干、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咱俩怎样配合形成1+1>2的效果，社会力量听明白了听懂了才知道怎样干，才会干。说明白讲清楚是政府要做的，干好服务好是社会力量要做的，政府也不需要太操心。政府负责解决好老人们的“钱袋子”，“药罐子”，社会力量负责提供好各种服务。

如果这个分工成立，下个问题是养老服务体系应该如何构建，服务内容、构建方式、实现路径、实施细则都是什么。因为中国之前没有社会化养老的前例，所以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坐下来花点时间精力共同商讨找到答案和解决方案，然后一步一步去试。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协商，而不是行政命令。执行者是社会力量不是政府，如果执行者没有话语权事情是很难推进的。协商后的解决方案中各方职责进一步细化明确，才有可能最终落实到某人某组织头上，后续评价监管等长效机制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目前现状首先缺分工，缺职责划分，缺各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政府与社会力量看似都在做，也都在没做，都在参与，也都不负其责。其次是对养老服务体系的理解认知有待加深与突破。尽管从表面上看，养老服务无非就是吃饭看病，家政服务，再加点活动，但其背后的实质却非如此。联合国在积极老龄化的表述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吃饱穿暖，医疗有保障，生活有人管这样的字眼，而不断加进去的是“尊严”、“参与”、“自主独立”、“公平”？说明人老了，确认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有地位、有自主权力、有社会参与能力的完整的人是首要任务。也许80岁以前与“养老”这个词没多大关系，你怎样过日子我也怎样过日子，你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也有，或是“养老”仅指那部分真正有刚需的人。

因此，服务体系构建的核心可以理解为“知情中渗透服务”。知情，是指关心关怀关注那部分群体生活，别再出现老人死在家里无人问津的悲惨事件。渗透，是指试着了解掌握他的需求，在真正有需求时帮到点子上，但不是干预干涉硬给。例如我不缺钱，你非每个月再补200，只因为我80了？我需要问问事、有人陪我聊聊天，你又不能给我？因此，合理配置资源，构建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应该是养老服务的首要任务。和谐社区和谐人际，应该是关键。社区治理，人人参与，自我管理应是最佳境界，虽然目前达不到，但应该知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我们目前更多关注的是社区服务资源的配置，以为养老就是解决吃喝拉撒看病拿药，提供好了服务万事大吉。为什么日间照料老人不太有兴趣？因为没有老人初始意见及建设中的参与，使用者往往是被动的，建设者是主动的。我给你建了，我觉得你有需要，但从老人的心理角度，你建不建与我无关，由于缺少了对使用者的尊重与参与，所以效果不好。

可以说，目前养老服务体系整体构建思路上，没有在构建和谐社区，引导社区自主，人人参与，共享尊严，逐步走向社区治理的大战略上下功夫或找到解决方案和突破口。碎片化服务扔满地，以为用一根无形的绳“互联网+“就能都自然顺利的串起来？人的问题，使用者付费者的心理问题，尊重尊严的问题，独立自主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这些也不是”互联网+“可以解决的。因此，2016年应该开始有些新的思考新的思路，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谁将是最后的嬴家？

中国人都喜欢做老大，做老二都不行。产业虽刚刚开始，很多自称老大、最好的、最牛的就已纷纷出笼。但遗憾的是都是在自吹自擂，不是社会认同。老大不是自己封的，最好的不是自己吹的，未来认不认你不是你说了算的，市场要见真功夫。

什么是养老产业的真功夫？不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不是规模速度一泻千里，不是垄断资源有钱任性，更不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养老产业的真功夫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人文维度，一个是商业维度。人文维度叫情怀，商业维度叫研发。人之初性本善，但有些人本性的东西经过30年的抢钱洗礼已经基本没有了，处处谈利益，事事算赚钱，表面做养老，实际在做恶。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还自鸣得意，穿着戏袍到处兜售。这种人骨子里就不是做养老的人，只是随行就市热闹一番而已。

做养老，需要有一种情怀，一种很深的人生历炼和对人性深刻的理解感悟。只有真心诚意喜欢她爱上她，才能在这个行业走下去，别无选择。世界上最能体现真情的无非是一老一小，中年人可以受难，但我们无法忍受一老一小受难。当全社会目光都聚焦在小的身上，你若能关注老并投身于老，就是一种情怀使然，而这种朴素情怀的背后承载的是一个伟大的使命。情怀，与背景无关，与学历无关，与金钱无关，本质是人性。所以，中国一定会有那么一些人一无返顾的投身到养老产业中，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一种安慰和感动。表面感动他人，实为感动自己。表面为老奉献，实为慰藉心灵。这种人随着社会进步，定会越来越多，人性总有回归的一天，因为坏人灰色人也得变老。情怀，影响价值观，价值观决定方向和路线，方向和路线决定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决定最终效果。所以好人做养老比坏人灰色人更具备成功的基因。

第二个维度是研发。既便是好人有情怀的人，做养老是否就一定能做好？答案自然是NO。为什么谈研发？因为现实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和挑战。不论是非营利民办机构，还是营利性高大上的机构，中国养老两大阵营都面临了同样的困惑。民办养老院有干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的，但再提升遇到了瓶颈，怎么努力想提升都成效甚微。高大上养老项目长得一模一样，你家有的我家都有，看不出差别差异，严重同质化。两大阵营问题的背后都体现出研发能力的缺失。为什么需要研发，因为没有可借鉴的。既便从国外从他人偷了学了，但也无法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养老产业的特殊性，基因无法模仿。

研发什么？核心其实也只有两点，留人文化和成本控制。能否留住人，关键在文化。金钱留人固然奏效，但是短效不是长效，金钱留人策略还会导致第二个要素，成本控制出现问题。人是可以被洗脑的，看看日本企业培训，看看中东人肉炸弹，就会发现洗脑所带来的信仰和忠诚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人力成本最大的开源节流。这种战术需要研究开发，不断试水，最终固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这种能力和竞争力很难模仿复制，我们没有看到N个海底捞的出现，这是真功夫。成本控制研发的提出源于养老产业微利特征的需求，不控制成本就难以为继，成本即是利润。第一大阵营民办养老院的生存之道就是成本控制得比较好，一滴水一度电的细心管控，投资一张床的精心测算使之持久经营，获得收益成为现实。反之，第二大阵营的任性不计成本、浪费空间、浪费能源、浪费人才，为后续长久运营埋下了祸根。精准，是这个时代赋予产业发展新的符号。精准定位、精准目标、精准客户、精准投资、精准设计、精准施工、精准营销、精准运营、精准复制、精准发展。因此，未来谁会是养老产业最后的赢家？答案便一目了然。有德有情怀的人，有战术研发能力的人。一句话，有精准能力的好人。